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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前，一個名為《你看到我們跟大陸的對比，你不會害怕嗎？》的視頻在社交平台瘋轉。儘管台灣名嘴描述大陸移動互聯網驚人成就略顯誇張，但不可否認，曾錯過PC時代的台灣，在移動互聯網時代已被大陸猛甩N條街，而且不可逆轉，使習慣貶低大陸落後的台灣人錯愕不已。

兩個細節足以說明一切。細節一：台灣享有最好的硬體和4G網路，卻用著最基礎的互聯網服務，甚至沒有一個好用的協力廠商支付工具，最受台灣年輕人追捧的前20大App，竟然沒有一個本土應用，難怪有人感慨“台灣人在手機上被殖民了”。

細節二：大陸互聯網行業呈現梯隊式發展，BAT的成功不僅使其掌門人躍升為炙手可熱的互聯網行業領袖，而且引發互聯網創業熱潮，TMD（今日頭條、新美大、滴滴）的快速崛起就是最好的證明。反觀台灣，郭台銘、施振榮、張忠謀等上一代硬體和代工行業大佬成功後並未起到傳幫帶作用，使IT產業出現青黃不接的怪像，沒有培養起互聯網行業新生代領袖，目前他們仍繼續奮戰在一線。

那麼問題來了，台灣為何在移動互聯網時代表現不盡如人意，甚至已經掉隊？未來出路在哪？

台灣在移動互聯網時代掉隊的4個原因

事實上，台灣互聯網行業起步早於大陸，現在卻遠遠落後於大陸，這種發展差距的產生並非偶然。在我看來，主要由4個原因所致：

一、製造業成為台灣IT產業轉型羈絆

20世紀60年代，台灣在短短10年內實現經濟騰飛，躋身“亞洲四小龍”之列，幕後功臣是其強悍的硬體創新實力，硬體、晶片和代工是代表高新技術的三個關鍵字，湧現HTC、富士康、宏碁、華碩、台積電等一大批明星企業。台灣利用西方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（台灣非國家）轉移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機會，吸引大量外資和技術，快速發展成為發達地區。

宏碁創始人施振榮曾表示，台灣教育發達，硬體研發能力很強，加上又是貿易港口地區，做硬體很容易實現國際化。不難看出，台灣製造業擁有搶佔國際市場的先天優勢，不僅有利於企業做大做強，也成為經濟騰飛的中堅力量。不過，讓台灣人倍感驕傲的製造業，也為台灣科技企業轉型埋下兩大隱患。

一是年輕人喪失狼性，施振榮、郭台銘等老一輩企業家幾乎養活了一個時代的人，使現在的年輕人沒有生存壓力，可以更好地享受生活，自然不願去互聯網領域闖蕩，與60、70年代年輕人樂於追求形成鮮明對比。同時，小確幸的生活觀深刻影響台灣年輕人，久而久之使其逐漸喪失冒險精神，大學畢業後往往順從家人意志去宏碁、HTC、富士康等大公司，其軟體程式設計能力在硬體公司只起到幫襯作用。

更嚴峻的是，台灣年輕人就業情況不容樂觀，失業率正不斷上升，20歲至24歲年輕人失業率為整體失業率的3倍多，他們找不到合適的工作，寧願去服務生也不願做實業，更別提去創業，更有甚者一畢業就當啃老族，臨近30歲還向爸媽要生活費。不難看出，享受安逸生活的台灣年輕人幾乎與狼性絕緣，戰鬥力可想而知。

二是投資視野變窄。製造業的大獲成功，無形中影響著企業家和創投機構的行為習慣和思維方式，他們更熱衷於投資自己熟悉的領域，以看得見、摸得著的東西為主，比如工廠、硬體等固定資產，而對以賣商業模式和使用者體驗的互聯網公司則不感冒。

同時，大陸創業者拿著商業計畫書說服投資人拿到一筆啟動資金，然後迅速招人、做出產品，並根據市場回饋改變策略，錢燒完之前再融下一筆資金，這在台灣幾乎無法想像，折射出台灣創業風險投資普及程度不高，與製造業大佬沒有形成天使投資的風氣密切相關，而且即便其投資，也更青睞獲利較快的企業級產品，而不看好大眾級產品，資本不待見互聯網行業為創業者發展蒙上一層陰影。

二、台灣當局對互聯網感到憂慮和警惕

政府態度無疑在互聯網行業的變遷中扮演重要角色，大陸互聯網從細分行業進化為主流行業，離不開政府政策的支持。2015年3月，政府工作報告首次提出制定“互聯網 ”行動計畫，出台一系列措施、方案促進互聯網行業的發展。反觀台灣當局不僅陷入無休止藍綠惡鬥無暇顧及，而且未能及時轉變思維、加緊變革以跟上互聯網時代的潮流。

比如，協力廠商支付是電商行業的重要基礎設施，直到2015年初才在台灣“立法院”三讀通過，比支付寶整整晚了11年。獵豹移動在台灣的合作夥伴吳德威曾直言，支付寶絕對不可能在台灣出現，台灣當局對協力廠商支付的審批極為嚴格，大陸流行的網上銀行直到近幾年才在台灣鋪開，而且功能有限，只能用於查詢餘額。

同時，台灣《公司法》也對互聯網創業投資設置重重障礙。其中，對本地創業團隊出境創業徵收高額的境外稅，一定程度上導致台灣互聯網創業規模不大，只能偏安台灣一隅。“如果把眼光放在台灣，你的價值是1；如果放在全球，就是100倍的價值。”施振榮曾表示。

不難看出，與大陸積極鼓勵互聯網行業發展，更有戰略規劃和目標不同，台灣當局對互聯網帶來的一系列改變，更多抱持憂慮、警惕的態度。當大陸已在嘗試互聯網 的經濟新形態，台灣當局仍在擔心網購是否會造成稅收流失、實體商業是否會遭受衝擊等問題。一個政策鬆綁，一個政策束縛，發展水準高下立見。

三、小小的台灣沒有誕生BAT級企業

無論是人口數量和市場規模，台灣與大陸完全不在一個數量級，直接導致台灣互聯網企業的商業模式難以正常運轉。要知道，互聯網行業三大商業模式——廣告、電商、遊戲，本質上都是流量變現的生意，從而限制企業規模，欠缺類似BAT的標杆企業。

台灣人口約為2300萬，與北京相差無幾，一個App用戶突破10萬已屬不易，而且天花板效應明顯。缺乏龐大用戶量和市場，使台灣無法出現大陸動輒上億的超級App，阻礙台灣互聯網企業實現規模化發展，盈利模式自然無法豐富起來，這是其與大陸玩家對比之下的先天短板。

除了市場規模受限，台灣營造的重製造業、輕互聯網的社會氛圍，使誕生BAT級企業的機會更加渺茫，地位不高的互聯網企業往往被視為“反叛軍”、“邊緣人”。沒有BAT級企業帶來的示範效應，台灣難以形成全行業廣泛性的創業創新浪潮，相關技術、思維和人才的積累顯得不足，創業生態的建設自然推進不順。

四、台灣互聯網創業者目光短淺

固然台灣當局出台的政策和人口基數較小不利於擴大規模，但創業者自我設限才是台灣互聯網企業無法做大做強的根本原因。毫不客氣地講，他們普遍存在目光短淺的劣勢，即小農思想，不少台灣年輕人將創業與開雞排店劃上等號，讓人大跌眼鏡。

事實上，台灣在移動互聯網領域創業成功的人寥寥無幾，絕大多數創業者局限于本地思維，很難脫離台灣當地環境去思考問題，創業專案帶有深深的本土烙印，鮮少考慮國際化，即便國際化在移動互聯網時代並非遙不可及。比如，大部分和App有關的校園論文課題，台灣年輕人都是圍繞自己的城市而展開，“如何幫你找到花蓮夜市最好吃的東西”便是其中之一。

台灣掉隊移動互聯網時代後出路在哪

曾有業內人士將台灣比作互聯網創業的荒漠，甚至認為台灣移動互聯網已死，我並不認同，台灣可以借助移動互聯網全球化浪潮迎頭趕上，以人才資源輔助大陸互聯網企業國際化，並依託製造業資源發力智慧家居。

高素質人才、完備而龐大的供應鏈背景等條件，使大陸互聯網公司對台灣趨之若鶩，將其視為全球化的重要橋頭堡。相比大陸，台灣互聯網行業無論是在語言技能、人文底蘊還是文化習慣都更深地融入全球互聯網，可以作為大陸企業進入國際市場的最佳跳板。

獵豹移動CEO傅盛曾表示，如果去美國建立全球化團隊，發現文化有隔閡，團隊融合需要很長時間，在台灣則更容易推進，而且他認為台灣好機會實在太多。2015年1月，獵豹移動成立1億新台幣（約合1900萬元人民幣）創業基金，希望帶來全新的思考模式，擺脫平台思維，使台灣本土擁有有活力的創業團隊。

小米掌門人雷軍曾直言智慧家居將成為台灣未來5—10年最重要的方向，未來個人設備、工作設備、家庭設備都會智慧化，而且與手機連接。“台灣有工業基礎、軟硬體工程師，現在關鍵是怎麼把互聯網融進來，實現軟硬結合。”目前，這波浪潮已經開始，但鮮少有台灣創業公司深耕智慧家居。

在施振榮看來，搭上移動浪潮並不難，但要如何長青才最難，“飛的時候靠風，但要飛得久還是要看豬本身，要學會如何做一隻智慧的豬。”不可否認，在多方努力下，近兩三年台灣創業熱情有所回溫，但想要在移動互聯網時代重現硬體時代的輝煌，仍存在較大難度，除了上述4大因素，留給台灣補齊短板的時間也所剩不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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